第46章
这里叙述的忧郁出现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它是灵魂不变的特质。费西诺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过度悲伤的看法，并更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必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深刻的忧郁体验表示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心智提升至世俗琐事之上。对费西诺来说，痛苦的心灵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知晓上帝而产生忧郁。他把忧郁的神圣性解释成了崇高的信条：“既然我们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必然会因思念天国而持续痛苦。”它也使人知晓上帝的心理状态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结果是忧郁。忧郁切断了灵魂与世界的连结，如此才能驱使灵魂走向纯净。意识“离身体愈远就愈完美，所以意识完全脱离身体时最理想”。在费西诺对忧郁神圣性的叙述里，承认这种状态很接近死亡。费西诺接着指出，艺术的创造力要依赖因为暂时疯狂而坠落的谬思：忧郁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不过，费西诺也承认忧郁是可怕的病症，并提出治疗的方法，包括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费西诺自己就有忧郁症，他陷入情绪低潮时，无法借着忧郁的帮助想起这些吸引人的主张，当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时，常要用他自己的论点来劝他。和其他后文艺复兴时代针对忧郁症的思想一样，费西诺的哲学是一种自身经验——他谈论到的疏通非忧郁的黏液与绝望的黑胆汁病症，成了他第一本书第六章的标题：“黑胆汁如何让人有智慧”。
文艺复兴试图将其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纪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费西诺把古典哲学里对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纪迷恋的星象学连在一块，把土星看成具有影响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忧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创造者”。根据炼金术士兼神秘主义者阿古利巴的话：“他孤傲，是最高贵的星球，他先把灵魂从外部召唤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层次，领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灵魂知识。”瓦撒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收藏家，著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传记——译者注）在他谈论当时杰出艺术家的著作中，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比意大利更坚持中世纪的忧郁症观点，但意大利人有关忧郁的看法对英国人产生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开始发酵。所以不妨说，英国人依然相信忧郁症是来自于“邪恶天使作怪”，但也认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为这种病负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来说，忧郁症患者经历的罪恶知觉，是种危险的灾祸，而非遭上帝遗弃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恶知觉混为一谈。当然，区分妄想和真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一个“天生忧郁，被苦恼搞得心烦意乱”的学生声称，他其实是感觉到有“邪灵随风自肛门潜入，钻进体内，窜至脑部”。虽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医好了，但别人可没这么幸运。乔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术和魔法，成为傀儡。”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寻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们盲目，完全无信仰，沉溺、陷落于无知的世界。易患忧郁者的体质中，如果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他的心中就会有较深刻的信仰。”
当时的欧洲，北方把巫术与忧郁症连在一起，而南方则把天才与忧郁症连在一起，两种观点竞争激烈。荷兰宫廷医生魏阿（他所写的《魔鬼威灵记》曾被弗洛伊德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全力帮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说她们是忧郁症患者，由于他坚持那些不幸的妇女是患了脑疾病，才让她们保住性命。他举证说，所谓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声称女巫偷了他们阳具的欧洲北部男子。魏阿强调，通常来说，自称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实他们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挂在原位，“那话儿”很少弃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严重的妄想。英国人史高采用了这种观点，在他1584年的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中指出，女巫都不过是忧郁又愚昧的老妇，邪恶像蚊子般叮咬着她们，她们把身边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她们“驽钝的心，是魔鬼最喜盘踞之处，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相信，坏事、不幸、灾难和惨祸，全是自己所为”。曾被认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过只是妄想和忧郁症之类的病症，这样的看法大大挑战了当时占多数的持中世纪观念的人，虽然史高的书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被广为阅读，但詹姆斯王（以钦定英文版《圣经》而著名的英国国王）仍下令烧掉这本书——好像它本身就是邪术一样。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
疾病的看法渐渐取代附身之说。当时一个法国案例，医生发现一位女巫“左侧腹肋部有隆隆声，大约在脾脏附近”。这使得教会在1583年下令，僧侣在进行驱魔仪式前，先“用心调查着魔者的生活”，“因为这通常是忧郁症、失心疯和邪术的蛊惑……找医生治疗比进行驱魔仪式有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
法国是第一个明辨原发性疾病与想象型病痛的国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忧郁症的名人，他坚信哲学可作为医疗手段，并且创造出一套抗拒忧郁的幻觉魔术。例如，他说有一位女士自以为吞了一根针而受到惊吓，他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针放在她的呕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劳伦斯写的《谈忧郁症》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说忧郁症是“大脑受寒失调，不会影响身体状况，但会影响生活态度，研究发现，他们好像是着迷于此”。杜劳伦斯把精神分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记忆。他的结论是，忧郁症乃是想象的疾病，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神智仍属完整，在教会的眼里，忧郁症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灵魂，因此也不会遭天谴。他认为忧郁症有程度之分，区分了“尚属健康范围之内的忧郁”与超出健康范围的忧郁。就像其他讨论这类题目的作家一样，他的书中有许多趣闻轶事，包括“有位男士决定不再小便，准备等死，因为他认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会溺死”。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虑自己的毁灭能力而无法行动，也造成他对膀胱的精神恐惧。医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诉他全城都快被烧毁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这才让他克服了奇特的焦虑。
杜劳伦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内看”的复杂观念：也就是眼睛向内，看到大脑里面。他无法讲清快乐的人向内看，会看到脑中有什么五彩缤纷的景象，但他确信，由于忧郁症患者的胆中充满黑胆汁，所以当他们向内看时，会看到黑暗之物。“原动力和血脉不停地传输着精气和黑气，从脑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虚幻的幽灵，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会看到黑色幻影不断闪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许多尸体在飞翔，就像蚂蚁、苍蝇和长的毛发一样，想要呕吐的人也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忧郁开始变成寻常的东西，从此以后，人们就懂得根据损失与悲伤的相对程度，来区分正常的烦恼和忧郁症，也能判断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程度过了头——三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订下了准则，至今仍用于忧郁症的诊疗。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医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伤过度，到了“什么事都乐不起来”的程度，直到过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忧郁，在母亲过世三个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伤心、流泪、漫无目的地晃荡、无所事事”。另一位医生提到，一般的不快乐或悲伤“会招来人性的最大敌人，也就是忧郁”。忧郁从此就成了寻常的东西，若太严重了，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双重定义很快就成为标准定义。
从十六世纪末到整个十七世纪，“正常”的忧郁成了普通的痛苦，这种不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愉悦。英国的费西诺主张反对弗洛伊德的准则，在欧洲大陆各地都得到愈来愈多的回应。荷兰的列尼奥斯、西班牙的胡奥特与摩卡多、米兰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国的杜劳伦斯都提到，一个人忧郁时会比不忧郁时有更多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学派对忧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横扫了欧洲，忧郁变成一种时尚。费西诺确信忧郁是天才的表现，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认是天才的人，都自认患有忧郁症。由于才华洋溢的人会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费西诺的身边，有一群国际“土星”知识分子聚集在佛罗伦斯，并组成团体。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家乡后假装世故成熟，表现出忧郁的模样，而且将之当成一种收获，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忧郁很快变成英国人眼中的贵族病。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十六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讽这种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亚具有描写忧郁症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表现得最彻底，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忧郁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像莎士比亚那样，满怀同情心，又如此细致地叙述忧郁，深刻地表现了欢乐与悲伤，呈现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质，描绘了狡诈与自毁的特性。在莎士比亚之前，一个人的忧郁只是个别现象，在他之后，忧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线从白光中分离出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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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试图将其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纪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费西诺把古典哲学里对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纪迷恋的星象学连在一块，把土星看成具有影响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忧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创造者”。根据炼金术士兼神秘主义者阿古利巴的话：“他孤傲，是最高贵的星球，他先把灵魂从外部召唤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层次，领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灵魂知识。”瓦撒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收藏家，著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传记——译者注）在他谈论当时杰出艺术家的著作中，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比意大利更坚持中世纪的忧郁症观点，但意大利人有关忧郁的看法对英国人产生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开始发酵。所以不妨说，英国人依然相信忧郁症是来自于“邪恶天使作怪”，但也认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为这种病负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来说，忧郁症患者经历的罪恶知觉，是种危险的灾祸，而非遭上帝遗弃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恶知觉混为一谈。当然，区分妄想和真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一个“天生忧郁，被苦恼搞得心烦意乱”的学生声称，他其实是感觉到有“邪灵随风自肛门潜入，钻进体内，窜至脑部”。虽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医好了，但别人可没这么幸运。乔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术和魔法，成为傀儡。”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寻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们盲目，完全无信仰，沉溺、陷落于无知的世界。易患忧郁者的体质中，如果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他的心中就会有较深刻的信仰。”
当时的欧洲，北方把巫术与忧郁症连在一起，而南方则把天才与忧郁症连在一起，两种观点竞争激烈。荷兰宫廷医生魏阿（他所写的《魔鬼威灵记》曾被弗洛伊德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全力帮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说她们是忧郁症患者，由于他坚持那些不幸的妇女是患了脑疾病，才让她们保住性命。他举证说，所谓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声称女巫偷了他们阳具的欧洲北部男子。魏阿强调，通常来说，自称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实他们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挂在原位，“那话儿”很少弃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严重的妄想。英国人史高采用了这种观点，在他1584年的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中指出，女巫都不过是忧郁又愚昧的老妇，邪恶像蚊子般叮咬着她们，她们把身边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她们“驽钝的心，是魔鬼最喜盘踞之处，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相信，坏事、不幸、灾难和惨祸，全是自己所为”。曾被认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过只是妄想和忧郁症之类的病症，这样的看法大大挑战了当时占多数的持中世纪观念的人，虽然史高的书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被广为阅读，但詹姆斯王（以钦定英文版《圣经》而著名的英国国王）仍下令烧掉这本书——好像它本身就是邪术一样。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
疾病的看法渐渐取代附身之说。当时一个法国案例，医生发现一位女巫“左侧腹肋部有隆隆声，大约在脾脏附近”。这使得教会在1583年下令，僧侣在进行驱魔仪式前，先“用心调查着魔者的生活”，“因为这通常是忧郁症、失心疯和邪术的蛊惑……找医生治疗比进行驱魔仪式有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
法国是第一个明辨原发性疾病与想象型病痛的国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忧郁症的名人，他坚信哲学可作为医疗手段，并且创造出一套抗拒忧郁的幻觉魔术。例如，他说有一位女士自以为吞了一根针而受到惊吓，他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针放在她的呕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劳伦斯写的《谈忧郁症》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说忧郁症是“大脑受寒失调，不会影响身体状况，但会影响生活态度，研究发现，他们好像是着迷于此”。杜劳伦斯把精神分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记忆。他的结论是，忧郁症乃是想象的疾病，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神智仍属完整，在教会的眼里，忧郁症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灵魂，因此也不会遭天谴。他认为忧郁症有程度之分，区分了“尚属健康范围之内的忧郁”与超出健康范围的忧郁。就像其他讨论这类题目的作家一样，他的书中有许多趣闻轶事，包括“有位男士决定不再小便，准备等死，因为他认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会溺死”。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虑自己的毁灭能力而无法行动，也造成他对膀胱的精神恐惧。医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诉他全城都快被烧毁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这才让他克服了奇特的焦虑。
杜劳伦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内看”的复杂观念：也就是眼睛向内，看到大脑里面。他无法讲清快乐的人向内看，会看到脑中有什么五彩缤纷的景象，但他确信，由于忧郁症患者的胆中充满黑胆汁，所以当他们向内看时，会看到黑暗之物。“原动力和血脉不停地传输着精气和黑气，从脑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虚幻的幽灵，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会看到黑色幻影不断闪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许多尸体在飞翔，就像蚂蚁、苍蝇和长的毛发一样，想要呕吐的人也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忧郁开始变成寻常的东西，从此以后，人们就懂得根据损失与悲伤的相对程度，来区分正常的烦恼和忧郁症，也能判断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程度过了头——三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订下了准则，至今仍用于忧郁症的诊疗。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医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伤过度，到了“什么事都乐不起来”的程度，直到过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忧郁，在母亲过世三个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伤心、流泪、漫无目的地晃荡、无所事事”。另一位医生提到，一般的不快乐或悲伤“会招来人性的最大敌人，也就是忧郁”。忧郁从此就成了寻常的东西，若太严重了，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双重定义很快就成为标准定义。
从十六世纪末到整个十七世纪，“正常”的忧郁成了普通的痛苦，这种不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愉悦。英国的费西诺主张反对弗洛伊德的准则，在欧洲大陆各地都得到愈来愈多的回应。荷兰的列尼奥斯、西班牙的胡奥特与摩卡多、米兰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国的杜劳伦斯都提到，一个人忧郁时会比不忧郁时有更多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学派对忧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横扫了欧洲，忧郁变成一种时尚。费西诺确信忧郁是天才的表现，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认是天才的人，都自认患有忧郁症。由于才华洋溢的人会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费西诺的身边，有一群国际“土星”知识分子聚集在佛罗伦斯，并组成团体。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家乡后假装世故成熟，表现出忧郁的模样，而且将之当成一种收获，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忧郁很快变成英国人眼中的贵族病。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十六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讽这种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亚具有描写忧郁症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表现得最彻底，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忧郁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像莎士比亚那样，满怀同情心，又如此细致地叙述忧郁，深刻地表现了欢乐与悲伤，呈现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质，描绘了狡诈与自毁的特性。在莎士比亚之前，一个人的忧郁只是个别现象，在他之后，忧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线从白光中分离出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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